当谈及秦朝走向灭亡的缘由之际，想必不少人脑海中会迅速浮现出这样一个词汇——“暴政”。

唐太宗李世民曾言，秦朝之所以走向灭亡，乃是源于“始皇的残暴酷虐”所致。

著名史学家黄仁宇持有这样的观点：秦始皇的暴虐无道已然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而正是这种极度的残暴行径，最终致使秦朝走向了覆灭的结局。

在普通民众的认知里，秦始皇向来有着一种固定的形象。大家普遍觉得他是个暴君，其在位期间大兴土木，还干出了焚书坑儒这般行径，也正因如此，秦朝才会那么短命。

《史记》里，司马迁借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所言指出，秦朝走向覆灭的缘由乃是“天下苦秦久矣”。并且，在《秦始皇本纪》当中，司马迁还进一步阐释，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其“以暴虐为天下始”。

事情的实际情况当真如此吗？

【其实也有史学家为秦朝的灭亡给出了不同的原因——取消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分封制是一种将土地赐予功臣以及王室子弟的制度，通过此举，这些人能够获得对自身封地加以管理的权力，也就是拥有统治这片封地的特殊权利，而且此项特权在通常状况下是可以世代承袭的。

分封制存在一项益处，那便是能够促使功臣以及王室子弟同皇帝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在此情形下，各方的目标能够达成一致，力量也能朝着同一个方向汇聚，这对于江山社稷的稳固无疑是起到了助力的作用。

诸侯在接受分封之后，所承担的并非仅有自治之权，他们还肩负着诸多重要的责任与义务。其中包括要严格服从天子下达的命令，依照规定定期向天子进行朝贡，同时需提供军赋以及力役等，以此来全力维护王朝的安全与稳定。

与之相反，诸侯和功臣所遵循的世袭制在郡县制中基本是被排除掉的。郡县制属于一种以郡来统领县的两级地方管理行政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郡县的负责人皆是由皇帝直接进行任免的。

分封制存在这样的特点，其有利之处在于，中央并非直接对地方进行管控，而是凭借王室成员以及有功之臣来治理整个国家。如此一来，皇帝倒也能省不少心。不过，在这种制度下，王权的影响范围难以触及乡野，普通老百姓对于中央的存在几乎没有什么直观感受。

郡县制存在诸多益处，其能够让地方被置于中央的直接且垂直的管控范畴之内。如此一来，尽管皇帝在治理过程中或许会承担相对繁重的事务，但从整体层面来看，这一制度却极为有力地推动了中央集权的强化，并且对国家实现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秦始皇成功实现华夏统一之后，便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那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究竟应当采用何种制度。是延续以往的分封制，还是推行全新的郡县制？这两种制度摆在眼前，亟待秦始皇做出定夺。

分封制的存在由来已久，早在周朝建立之时便已然施行。而郡县制也并非秦始皇所首倡，早在秦始皇之前300多年，其老祖宗秦武公在位期间（前688年），就曾跨越陇山，在成功平定如今甘谷一带的冀戎之后，依照当地族名设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县级行政管理机构——冀县（也就是现今的甘肃省甘谷县）。此地，堪称是中华县制的起源之处。

其实，郡县制并非秦国所独有的创造，山东六国当中也有部分国家推行过这一制度。就拿赵武灵王来说吧，他在自己所统治的国土之上，便曾设立过云中郡、雁门郡以及代郡。

在秦国以及山东六国那边，虽说也曾对郡县制展开了推行尝试，可并非采取那种绝对化的“一刀切”方式，反而是让郡县制与分封制一同施行。

也就是说，在该王国范围内，一部分地区推行的是郡县制，而另一部分地区实行的则是分封制。

在秦国历史上，曾有诸多赏赐食邑的情况。就拿秦孝公来说，在商鞅变法取得成功之际，他一次性赏赐给商鞅十五座城池作为食邑。秦惠文王亦是如此，在封张仪为武信君后，给予其食邑六城。而秦庄襄王，将吕不韦封为文信侯，赏赐的食邑是洛阳的十万户之多；另外，那个与秦始皇母亲私通的假太监嫪毐，也被封为长信侯，其封国位于太原。

在秦国完成统一之后，关于究竟应当施行何种制度这一问题，秦国的高层内部并未达成一致的看法，而是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

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员，是极力主张施行分封制的；而与之相对的，以廷尉李斯为首的一些官员，则大力倡导实行郡县制。

他们每个人都持有各自独特的主张，并且也都有着与之相对应的种种理由。

秦始皇时期，丞相王绾等人向其进言道：“当下诸侯刚刚被击破，燕地、齐地以及荆地距离十分遥远，倘若不在这些地方设置藩王进行治理，恐怕很难有效管控啊。所以，恳请皇上能够恩准册立诸位皇子前往这些地方为王，还望皇上能够应允此事。”

其大意可表述为：燕、齐、楚等地的部分区域，着实是地处偏远，离咱们的国都咸阳相隔甚远。朝廷若是专门设置官职去加以治理的话，那可太繁琐费力，单是来回往返折腾就够麻烦的了。倒不如册封您的儿子为王爵，让其前往镇守这些偏远之地。

若将这些人封王，他们便会长期留驻于封地之中。如此一来，遇有各类大小事务，他们皆能即刻着手处理。否则，若需长途奔波，那时间都耗费在路上了，办事效率可就太低。

如此行事，最为显著的益处便是能够极大地削减管理成本。如此一来，圣上您大可在全国的诸多名山大川之间巡游视察，随心所往，完全无需去劳神费心那些琐碎繁杂的地方琐事。

李斯明确表示反对分封制，其理由颇为充分。他指出，周朝走向灭亡的缘由究竟何在？不正是因为实行了分封诸侯的制度。

自周朝建立伊始，便大行分封之举，所封诸侯与王室成员总计达七十有余。然随着时日推移，诸多诸侯势力不断扩张，渐趋强大。这些诸侯日益骄纵，全然不顾周天子的诏令，连应向天子进献的贡赋也不再奉上。如此一来，周天子的处境愈发艰难，竟至穷困潦倒，甚至落得个债台高筑的窘迫境地。此后，诸侯间为了争权夺利，相互征伐不断，纷争不止。在这一片混乱的局势下，周天子原本所拥有的权威已然丧失殆尽，名存实亡，彻底被诸侯们架空。直至最后，周朝在历史的长河中走向覆灭，为秦国所灭，彻底结束了其曾经的统治时代。

残酷的史实已明确警示我们，像秦国这般更为先进的国度，绝不能推行分封制，不然势必会重蹈覆辙。

李斯归结而言：“若天下之人皆无别样心思，此乃可致安宁之法也。”

所谓分封制，实则会削弱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致使诸侯们各存私心、心怀叵测，进而为国家日后的分裂埋下隐患。

秦国朝堂之上，多数大臣所秉持的意见，实际上是由丞相王绾所代表的。

在他们看来，秦始皇所设立的中央政府位于统一王朝相对偏西之地——咸阳。鉴于此，想要直接对边远地区展开治理，几乎是难以达成的事情。而在他们的考量当中，最为妥当的举措便是安排藩王充当皇帝的代言人，让其前往那些边远之地进行现场处置各类事务，以便能够提前察觉并预防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此这般行事，全然是出于保障秦王朝能够长久安稳存续的目的。

诚然，那些力主推行分封制的大臣们，并非全然是从秦始皇的角度来考量的，他们自身亦是存有私心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有人提议实行分封制。在这些人看来，若推行此制，那些随秦始皇一同打天下的功臣们，便大多可获封赏，进而得以成为王侯。如此一来，他们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地盘，过上那种近似于皇帝般的优渥生活。

秦始皇何等精明之人，又怎会瞧不出其中端倪。他暗自思忖，你们这帮家伙无一不是从自身角度去思量事儿，压根就不是为了朕的大好江山考虑，可别把朕当成啥都不懂的糊涂蛋。如此一琢磨，还是李斯最为公正无私，是切切实实站在朕的立场上来考量问题的。

最终，秦始皇拍板定夺道：“诸位莫要再争论不休，我认同李斯所提之看法，分封制存在的弊病着实不少。在此，我郑重宣告，秦国自此刻起，彻底摒弃分封制，转而全面推行郡县制。”

郡县制施行之后，新的问题冒了出来。王室的子弟们该如何安置？总不能任由他们沦为待业之人吧，更不可能让他们都跑去田间地头种庄稼。

秦始皇全然不顾这些状况，他那二十多个儿子皆是无所作为，毫无存在感可言。翻阅史书便会发现，在整个秦王朝的历史画卷中，仿佛始终是秦始皇一人在独挑大梁，唱着那出独角戏，压根儿见不到嬴姓宗室之人的身影。

那些为秦始皇出生入死、拼下江山的功臣们，境遇也好不了多少，就如同王室子弟一般，全都未获封地食邑。

王翦在挥师伐楚之前，便满腹牢骚地讲道：“身为大王麾下的将领，即便建立了功绩，可到头儿来终究是无法获封侯爵的。”其话语之中的意味分明就是，给大王当手下实在是太没意思，不管立下多少功劳那都是白费劲儿，还想着能被封侯？压根就没那可能。

事实上，秦始皇执意推行郡县制，其最初的出发点并非是汲取了周朝覆亡的教训，而是源于他那多疑的性情，对宗室以及功臣皆缺乏信任所致。

周朝灭亡，教训诸多。彼时分裂周朝者，以功臣诸侯为主力，宗室谋反之事相对较少，甘愿“吃里扒外”者亦不多见。就战国七雄而论，仅燕、韩、魏三国与周天子同宗同源，属同一家族体系，而其余四国，和周天子之间可不存在丝毫血缘瓜葛。

秦始皇未行宗室分封之举，实难寻其借鉴之源。只能如此解读：秦始皇满心猜忌，除了对自身，对旁人概难信任。他忧虑一旦对宗室子弟予以分封，这些人日后便会势力渐强、羽翼丰满，进而有可能将他从那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上给硬生生地推下来。

嬴姓宗室在历史上的秦国内部纷争中，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也正因如此，秦始皇的担忧并非毫无缘由。秦国在其发展历程里，内斗现象屡见不鲜，而这些争斗的主角往往就是嬴姓宗室之人。

秦武王离世之后，秦国的王位继承一事陷入了激烈纷争之中。彼时，嬴稷自他国返回秦国，欲继承秦王之位。然而，惠文后却力挺公子壮，企图与嬴稷一争高下。与此同时，有着楚国背景的芈八子，也就是后来的宣太后，她则全力支持公子芾去角逐那至高无上的王位。就这样，围绕着王位继承人的争斗愈发白热化，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不断，甚至不惜大动干戈。最终，芈八子（宣太后）在这场残酷的争斗中胜出。而那些与惠文太后以及公子壮有所关联的秦国公族，可就惨了，他们遭遇了灭顶之灾，几乎被屠戮殆尽。这般血腥残酷的场景，其惨烈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历史上的任何一场兵变。就连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始皇，知晓这段历史后，想来也是心有余悸啊。

秦始皇也曾深陷残酷的宫廷争斗漩涡之中。其同父异母的弟弟长安君成蟜，妄图染指王位，进而发动谋反之事，当时的情形可谓万分危急，差一点就让他得逞了。

就拿功臣来说吧，那可着实靠不住。就像秦始皇为啥要对文信侯吕不韦下手？还不就是因为吕不韦大权在握，独揽朝纲，已然对秦始皇的权威造成了影响。

长信侯嫪毐的行径可谓是胆大妄为到了极点，其竟妄图谋反，这无疑是极其惨痛的教训，令人警醒。

在诸多统治者当中，生性多疑者不在少数，甚至连自己的亲爹和亲儿子都难以全然信任。而秦始皇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既对功臣心怀猜忌，又对宗室缺乏信任，时刻担忧着他们会企图与自己争抢皇位，其多疑的程度着实令人咋舌。

如此思忖一番后，秦始皇唯有摒弃分封之制，致使宗室以及功臣皆被晾在一旁，而将那至关重要的大权牢牢掌控于己手，进而推行了开天辟地般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式政治。

这便表明，那些曾为秦朝创建贡献颇多的嬴姓宗族成员、有功之臣，就连秦始皇的亲生儿子亦是如此，在秦始皇实现天下一统之后，他们并未从中获取过多的益处，无法与皇帝构建起利益共享的共同体。

秦始皇疏忽了一点，任何事物皆具两面性。就藩王、宗室以及功臣而言，他们固然存在威胁皇权乃至颠覆政权的可能，然而，倘若秦始皇能让他们参与到自己所掌控的类似集团公司般的统治体系中来，使其成为利益共享的一份子，形成一个紧密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大家便能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此一来，整个集团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也会获得极大的提升。

毕竟有着血脉亲情，他们同秦始皇可是一脉相承，可谓是一荣皆荣，一损皆损的关系。如此情形之下，一旦遇到事情，他们又怎会置身事外、袖手不管？

当外部未现危机之际，他们便会陷入窝里斗的局面，为了些许利益就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然而，一旦外部危机降临，倘若有人妄图兼并嬴政所经营的公司，这无异于要砸了他们的饭碗，甚至将他们逼入绝境。在这种时候，他们反倒会齐心协力，共同捍卫这家公司。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并非不存在胳膊肘往外拐的王室成员。不过从整体情况来看，每当危机降临之际，这些王室子弟大多还是能够摒弃内部的分歧等情况，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做到一致对外的。

就拿唐明皇李隆基所处的时期来说，彼时宫廷之中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政变屡屡发生，而且不乏流血冲突的情况。然而，待到安禄山起兵发动叛乱之际，李隆基的诸位儿子并未选择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他们纷纷挺身而出，各自兼任天下节度使之职，投身到了维护大唐王朝安稳的战斗当中。

秦始皇却因一叶障目而走向了极端，将宗室全然排除在政权体系之外。如此一来，虽说他达成了独揽大权、乾纲独断的目的，可却未能组建起一个能与自己紧密相连的既得利益集团。

秦王朝由此丧失了凝聚力，当危机来临之际，众人皆选择作壁上观。像李斯这般为数不多的能臣，也难以形成足够的影响力去扭转乾坤、力挽狂澜。

秦始皇行事一意孤行，在当时，有人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潜藏的危机。此人忧心不已，怀着莫大的勇气挺身而出，想要给予提醒。而这位敢于发声的并非寻常之人，正是来自齐国的知识分子淳于越。

公元前213年，正值秦始皇三十四年。彼时，咸阳城内一片热闹景象，秦始皇设下盛大筵席，广邀文武百官前来赴宴。宴会上，气氛热烈非凡，诸位臣子纷纷起身，手中高举酒杯，满脸崇敬地向秦始皇献上祝词，皆祈愿始皇陛下能够福寿绵长，如同那浩瀚苍穹般无尽，且赞其睿智超凡、功绩卓著，实乃无比英明伟大之君主。

彼时，有一位来自齐国的博士，名为淳于越。只见他毅然出列，既未行那阿谀奉承之事，也不曾作歌功颂德之态，反倒是吐露了一番源自肺腑的真切话语。

淳于越进言道：“臣听闻殷、周两代统治长达千余载，期间分封子弟及功臣，让他们成为自身的辅助力量。如今陛下坐拥天下，可子弟们却皆为平民百姓，倘若突然出现像田常、六卿那般的臣子，却没有辅助之人，又该如何相互救助？臣从未听说过做事不效仿古人却还能长治久安的情况。”

淳于越阐述了其对于郡县制的看法，他认为郡县制存在一定危害。具体而言，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可能会出现无人踊跃挺身而出的状况，原因在于宗室子弟并未从中获取到相应好处。并且，淳于越还强调，凡事都应当向古人去学习，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如若不然，极有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

淳于越所言自然并非全然正确，毕竟我们不能以超越那个时代太多的眼光去苛求当时的人。不过，他所指出的关于郡县制存在的弊端，却着实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的。

他的那番言论仿若在王宫之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瞬间惊到了在场众人，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秦始皇，同时不禁为淳于越暗暗捏了一把汗，心里都在思忖着：始皇陛下听闻此言定然会不悦，淳于越这下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喽。

闻听此语，秦始皇果不其然气得全身发颤，脸色铁青，好一阵子都未曾言语。

瞧瞧，众人都在高唱颂歌，偏你这不知好歹的家伙，净说些与朕相悖的话语，如此行事，可真是大煞风景，就好似狠狠在朕脸上扇了几巴掌一般，哼，你这是不想活了吧！

彼时已出任丞相一职的李斯，极为敏锐地捕捉到了秦始皇脸上那稍纵即逝的神情，旋即洞悉了其内心的活动轨迹。在李斯看来，为了全力维护秦始皇至高无上的尊严，他当仁不让，必须挺身而出，对那些不当之举予以严厉痛斥。

况且，那郡县制可是自己所倡导的，可这小子居然提出要恢复分封制，这摆明了就是在向我挑衅，公然与我叫板，必须得给予有力回击，坚决把这股歪风邪气给扼杀在萌芽状态。

倘若秦始皇在关键时刻犯了糊涂，应允了分封制的施行，那李斯心里清楚，自己往后的日子必然会失去圣上的恩宠。念及于此，李斯毫无畏惧地站了出来，神色凛然且言辞犀利地反驳道：“简直就是荒谬至极的言论，这分明是在妄图让历史倒退！”

“儒生一味地师法古人而非着眼当下，常以古制来非议、妨害现今之行事，此等情形若不予以禁止，那么君主的权势将会在上层被削弱，而结党营私之风便会在下层形成。如此这般，所谓三代的那些做法，又哪里是可以效仿的？”

其含义便是，你这家伙不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竟去蛊惑陛下走复古之路，这分明是心怀不轨，暗藏祸心。

李斯鲜明且果断地提出一系列主张：“摒弃诸子百家的学说言论，确立以官吏作为民众学习效仿的榜样，严禁私自开办私人讲学之所，禁止借古时之事来非议当下时政，同时也不允许凭借私人讲学来诋毁朝廷的政令。”

总而言之，秦始皇的行事准则便是，对那些持反对其举措立场的人，会采取从肉体层面予以消灭的极端手段；而对于那些对其予以赞成和支持的人，则会着重加以培养，使其能够成为捍卫秦王朝统治的中坚骨干力量。

实际上，待到秦国后续陷入危机之际，那些官员并未发挥出理应起到的作用。

此外，常说的秦始皇的“暴政”，实则仅仅是针对下层民众而言的，相对来说，他对六国的贵族可就显得太过“宽容”。

秦在完成灭六国的壮举后，并未采取斩尽杀绝的大规模屠杀行径。相反，其将12万来自六国的上层贵族迁移至咸阳，以便能在自己的密切监管之下对他们加以管控。而六国的中层官吏以及中产阶级群体则依旧留居在六国原先的属地，未曾迁移，且后来成为了颠覆秦朝政权的一股关键力量。

像项羽的叔父项梁，其出身便是楚国的贵族阶层；另外，被项羽、刘邦尊奉为“义帝”的熊心，同样属于楚国的贵族。除此之外，诸如魏王魏咎、韩王成以及临江王共敖等等，这些人也无一不是六国的贵族出身。

总而言之，秦王朝走向覆灭并非仅仅归因于施行暴政这一方面，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未能对六国贵族实施彻彻底底的清洗，这些因素也都在其覆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历史书籍往往会指出，分封制确实属于较为落后的制度体系，这一点毋庸置疑。与此同时，郡县制相对而言无疑是更为先进的制度形式。然而，历史书却未曾阐明这样一个要点：并非是不能直接推行郡县制，而是在实施过程中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设置一个合理的过渡阶段才行。

秦始皇极度渴望集权专制，却未曾察觉到其中潜藏的危机，最终致使自己心心念念的万世基业就此断送。